AI冲击就业？我们需要“人类最终决策权”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但人口基数庞大，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问题。与此同时，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其突出表现是“求职难”和“招工难”并存，即所谓的“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其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将对就业造成巨大冲击。世界经济论坛在今年1月发布的《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AI会替代9200万个岗位，但也会创造1.7亿个新岗位。
2025年10月24日，在合肥某机器人技术企业，工作人员观察人形机器人搬运塑料筐的测试情况。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日渐成为一项新职业。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可以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近期，瞭望智库围绕上述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进行了采访，一同探讨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解决路径。
文 | 米粟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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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怎样的阶段
瞭望智库：2025年，全球就业市场正经历深刻变革，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相互交织，不断推动就业格局的转变，如今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情况是怎样的？
蔡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同时也经历了完整且快速的人口转变，既遵循了一般规律，也凸显了自身特色，相应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面貌和就业主要矛盾。
从实践中看，我国已经历了完整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逐渐淡化，乃至消失，我国已不再面临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就业总量矛盾。
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的数量和素质较难匹配，由劳动力供需匹配问题造成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日渐凸显，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的现象并存。
概括来说，造成我国城镇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因素，包括以自动化替代岗位为特征的技术变化、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磁滞效应”、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发现，由于老龄化导致中间年龄劳动者短缺，并且这部分劳动者具有技能优势，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水平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即青年和大龄劳动者具有技能上的不足，因而匹配水平较低。从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看，在第五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20年期间，在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中，25~45岁中年组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52.8%下降到2020年的46.3%，恰好与前述“倒U字形曲线”形成反差，结构性就业矛盾突显。
凡事预则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这项举措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就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对新形势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结构性就业矛盾如果解决好了，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市场机会，显著减轻就业压力，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对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瞭望智库：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后，新技术在打破原有就业结构时，究竟是会创造更多就业，还是会替代更多现有就业？
蔡昉：自工业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创新和应用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破坏既有岗位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岗位，但两者并不对称，也不同步，岗位破坏往往先于且大于岗位创造。由于技能供需的不匹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蕴含着破解就业难题的强大能力。例如，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作，通过引导技术增强劳动者工作能力，避免现有岗位被替代。
人工智能的速度、广度、深度与以往任何科技都不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进步都可以视为一次关键性的通用技术进步，都可以赋能到其他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
我们一直认为人工智能将更多替代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以及重复性劳动的工作。或者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越不容易被技术替代。那么这一轮，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其核心具有强大的认知能力，可以将人类需要花费不知多少年的时间收集到的知识，迅速吸收、变为己用。很显然，人工智能并不主要替代蓝领岗位。但未来，人工智能会向“具身智能”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又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装备数量。因此，人工智能还会赋能机器人，最后可能还是会替代蓝领工人。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什么样的岗位会被替代，只能说，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实际应用，其出发点都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力，最终目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如果技术变革破坏岗位、冲击就业、减缓收入提高速度的自发趋势不能得到控制，那么技术创新的后果便会与初衷产生背离。
所以无论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就业，我们的政策和制度都必须针对每一个岗位可能被破坏的人，为其解决新的就业、社会保障、生活质量改善等问题。因此，从理论、经验和政策上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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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智能向善”
瞭望智库：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我，机器人》中确立了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在您看来，政府层面应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就业，确保智能向善？
蔡昉：在谈及关键科学技术时，人们总会谈其双刃剑的性质：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能滥用于损害人类福祉乃至毁灭人类。迄今为止，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核能的使用，并且历史已经证明这绝非杞人忧天。而今后，最可能增加的此类例子便是人工智能的运用。所以，如果要让双刃剑的预见有实际意义，就必须像阿西莫夫认识到的那样，对这类技术预先采取约束措施，从一开始就把防范措施植入技术基因。
然而，在思考和准备应对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更应该关注到，在人类尚能支配、控制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如何以自己的认识、理念、追求和动机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和运用。与人工智能接触最密切的科技人员、投资人、企业家和用户都会成为上述主观意识的代理，推动形成不同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方向。因此，人工智能创新向善这个理想目标，应该通过推动这些当事人形成正确的共同理念，进而采取合理行为和行动来实现。
建议政府通过立法和规制，把就业优先的理念变成人工智能与当事人之间的共同意图、约束性要求和激励相容行动。
在理念上，需要设立一个保护劳动者和就业岗位的公共利益底线。就业是人民生活品质、民生福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所以在涉及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与岗位、成本与收益、效率与公平等权衡取舍时，理所当然地把就业、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抉择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方向、路径和实务优先序。
此外，需构建一个以岗位保护为导向的法律、规制和产业政策框架。相关的内容应该包括：反歧视与促进公平就业，如推动算法透明化，避免在人工智能招聘工具中出现性别歧视和年龄偏见；建立“人类最终决策权”机制，确保涉及人机协作方式、员工雇用、大规模解聘及其他重大劳动关系的决策，均通过人为的程序和机制做出，或经由人工的严格复核；保护和拓展劳动者权益，把“平台零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被劳动力市场制度所覆盖；保障“人机协作”场景下的工作安全与健康标准。
实施各种监管、规制和产业政策的目的，正是以岗位最大化和高质量就业为出发点，改变上述考量中各因素的相对权重，进而转变当事人的成本收益预期，使人类岗位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达到合意的平衡。
瞭望智库：企业作为技术应用主体，应如何建立“就业友好型”创新导向？
蔡昉：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平台能够产生显著加速产业孵化的效应，因而可以大大缩短初创市场主体诞生的时间，并在更短时间内释放出就业创造的潜力，使其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其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之力找到或设计出人机互补性，进而推进人机协作，尽可能接近一种人机共进的境界，以此创造就业岗位。人机协作是人工智能保留和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途径，劳动者与人工智能代理之间的分工关系和性质则是健康、有益、可持续人机协作的关键考量因素。
譬如，通过任务的重新组合和配置，让机器人接管那些程式化、重复性的工作，同时帮助劳动者转向决策性、更具创意、需要随机应变的岗位；通过增强任务复杂性和延伸产业链，增加人机协作型岗位；在推动技能升级的同时创造互补性岗位；降低各行业的岗位技能门槛，雇用更多就业人员，特别是大龄劳动者等等。
2025年10月28日，陕西旬阳市一家职校的学员参加装饰美工培训。近年来，旬阳市积极打造劳务品牌，通过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服务，促进群众就业创业。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第三，通过制度安排使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得以分享，为那些生产率尚未提高却有需求的岗位提供继续存在的理由和条件，或者通过改变就业的定义，创造出新类型岗位。
如果任由人工智能系统自发地替代就业，那被替代的劳动者就会大规模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工资水平会下降，全社会的收人差距也会扩大。如果在生产率分享和社会需求扩大的合理范围内，可以做到使新岗位的报酬水平与生产率水平脱钩，则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果，意味着企业可以创造出更多“鲍莫尔类型岗位”。
【注：鲍莫尔类型岗位指劳动生产率较难提高，但社会仍有需求的行业岗位，典型如表演艺术、传统手工业的岗位。】
第四，所有假设的就业创造可以大于、先于或者同步于就业破坏的可能情形都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创造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
大型科技公司也好，中小型新创企业也好，均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每时每刻都在追求可以使自己脱颖而出的技术突破，因而如何善用技术本身，以及如何通过与使用者协同行动实现科技向善的目标，自然不在它们的优先议程之中。可见，消除人工智能在创造与应用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应该成为规制和激励机制的取向。
瞭望智库：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当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后，什么岗位更具有发展前景？
蔡昉：阿西莫格鲁认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技术平台，它可能因其自动化而破坏岗位（即“错误的人工智能”），也可能通过改变生产流程而创造生产率更高的新岗位（即“正确的人工智能”）。
最典型的领域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等。从“错误的人工智能”到“正确的人工智能”的转换显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既需要改变价值取向、政策导向和激励方向，也要求新的劳动者技能与之匹配。
我们以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为例合并起来考察，看一看在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条件下，应该在何处寻找新的就业岗位。
首先，教育和医疗与人民福祉的保障和改善紧密相关，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推动公共品范围的拓展，老龄化的加深也对教育和健康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教育和医疗的资源制约主要表现为优质资源的不足。事实上，两个领域采取的分类分级方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是这种资源不足和资源配置不均的表现。例如，显性的分类分级方式包括医院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共三级，每一级又分为甲、乙两等。隐性的分类分级包括学校虽然不再分重点和非重点，但仍然存在中小学的“示范校”、大学的“双一流”和职业教育的“双高计划”等资源分配依据。破除这种三六九等式的分类，出路在于打破优质资源的终极制约。
其次，应对就业冲击归根结底要依靠人力资本，而作为人力资本培养的主要领域，在教育中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正是践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策略的最佳场所。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冲击恰恰成为行业发展的巨大动力。教育和医疗都是高度个性化、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领域，优质服务的供给表现为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以及因人施治、因症施治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教育和医疗工作者与人工智能的合作互补中，最有望实现突破，从而打破之前所说的资源制约。
第三，社会对于这两个产业所提供的服务具有极大的需求收入弹性，意味着对从业者的需求将始终是巨大的，无论一个国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这些领域都有不容小觑的岗位创造机会。以医护人员的供给和需求为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30年全球医护人员的数量缺口仍高达1400万，虽然缺口高度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但是所有发展水平的国家都面临医护人员教育培训、招聘雇用、岗位调配及绩效衡量方面的困难。
不仅如此，这两个领域还都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度，即教育和医疗服务可以衍生出很多连带产业，因而就业机会的创造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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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铃还须系铃人
瞭望智库：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在新人力资本培养上可以向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蔡昉：我国的人口转变，不仅改变了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改变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技术创新具有的就业破坏性质，注定了技术替代就业并非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解决方案，反而强化了结构性就业矛盾。
打破这个逻辑悖论和现实难题显然要求我们进行政策干预。
2025年11月5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万通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参加汽车维修工培训。今年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围绕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目标，开展电工、焊工、育婴师、汽修等工种的公益性技能培训，实现以培训促就业，激活就业新动能。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首先，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根本手段是拓展、提升和强化劳动者技能，要求与时俱进地改变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此外，也要破除一“学”定终身、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唯一衡量标准，以及将文凭作为职业地位分配的直接依据等传统理念和做法。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从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入手，把现阶段在这些领域进行的相关试验项目纳入常规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逐步延长义务教育阶段，以强化培养非认知能力。此外，努力消除父母的户籍身份、就业类型、收入水平及其他社会身份上的差别对儿童人力资本禀赋的影响。
二是把提升大龄及老年劳动者技能作为公共就业服务内容，增强这个群体在技术变革下的就业适应力，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在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的背景下，针对这个群体的需要，把急用先学的即时技能改善举措，作为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切入口。
三是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培养机制，在多个阶段以多种形式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
为达到上述目标，需要政府打破人力资本培养在托幼与学前教育之间、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以及教育与培训之间的政策分割，在增强政府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的公共投入水平。
其次，在结构性因素成为就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要求从就业优先理念出发，并在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新挑战的条件下，充实、完善和实施产业政策。
一是在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数字经济以及其他技术应用带来的就业挑战时，引导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较少以替代就业为取向，而是着眼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改善消费者体验。同时，在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下，通过延伸生产和服务链条，扩大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需求，增加就业数量，提高就业质量。
二是通过发展银发经济、照护经济、人力资本培养产业，以及满足所有年龄人口服务需求的“人口经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破解人口难题，形成新人口红利。解铃还须系铃人，把人口趋势性特征转化为经济发展新优势，关键在于形成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政策新版本。
再次，以充实、完善和融合运用政策工具的思路和实践，拓展和统筹宏观政策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中的作用。总体政策思路是把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各项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周期的相关举措，以及推动社会保障和民生制度建设有机地结合实施。
一是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从通过运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推动宏观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状态，转向通过完善和丰富政策工具箱、有效应对自然失业现象和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其他表现形式。
二是在应对周期性就业冲击时，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协调运用，努力达到政策效能互补，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特有的社会保护和民生保障职能，以稳定和促进居民消费的复苏，配合货币政策的需求刺激效应，使从需求侧促进宏观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的基础更加扎实。
三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立足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和手段的协同性，以达到效果的互补性。既把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作为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关键要素，也把促进社会充分流动作为发展的目标。这样的话，社会福利体系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不再仅仅是“福利”，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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