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脉共生——万年文化融合与当代创新实践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总面积86752平方公里，东、北、西三面被黄河母亲拥在了“几字弯”里，南面与黄土高原相邻。
提起这座城市，你会想起什么？丰富的矿产资源、轻暖时尚的羊绒服饰，还是位列全国第一的人均GDP？
其实，如果有幸翻开她的故事，你会为其绵延万年而生生不息的文明而惊叹；如果你沿着岁月的坐标轴细细品味，你将因这片土地所承载着的实现中华民族融合、维护大一统的使命而倍感历史之厚重。
从远古走来的鄂尔多斯，是“河套人”和“朱开沟人”故地、是“河南地”、是“新秦中”、是“朔方”、是“榆林城”、是“伊克昭盟”……农耕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经漫长岁月交融、凝练，成为如今鄂尔多斯的文化底色。
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发展、文明赓续进步中确立和巩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基、价值之本、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鄂尔多斯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开展新时代文化建设，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守正创新、系统观念、服务大局，通过历史寻根溯源把握当代城市文脉延续，将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遗址和文物“活起来”、火起来，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推动社会文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准格尔旗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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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河套人”故地“活起来”、火起来
黄河支流无定河流入茫茫的毛乌素沙地，成了萨拉乌苏河——蒙语中“黄色的水”。距今10万到5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河套人”已经学会用石头和动物骨角打制加工成相对精巧的钻具、边刮器、微型砍斫器等器具。他们与老虎、狼等猛兽搏击，捕猎大角鹿、野猪、盘羊、骆驼、水牛，并开始用火烧烤食物，开启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运行的齿轮。
1923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对此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在中国第一次较多地发现旧石器，也是中国以至东亚大陆第一次确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推翻了当时西方学者认为东亚没有古老人类文化的观念。20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首先在其著作中使用“河套人”，并将这一时期定义为“河套文化”。
萨拉乌苏遗址记录着数万年来人类进化、地质与环境变迁和生物演化进程。在国内外几代专家学者一个世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鄂尔多斯各级相关部门几十年的不懈努力，2001年，萨拉乌苏遗址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5年6月，正式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鸟瞰图（乌审旗委宣传部提供 ）
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当好文物“发现人”和文化“守护者”，切实加强历史文化研究、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新模式。
在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领域，萨拉乌苏遗址成果颇丰，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21年，萨拉乌苏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重新启动，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2021-2025年度发掘工作，被评为“2021年度内蒙古重要考古新发现”；成立萨拉乌苏“河套人”文化研究中心（机构）和萨拉乌苏遗址暨河套人文化研究与保护利用专家委员会；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授牌“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萨拉乌苏工作站”；同年8月，举办萨拉乌苏“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论坛，形成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建设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五项共识。
2023年8月，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建成，建筑面积6563平方米，占地面积54460平方米，推出“探秘河套人—萨拉乌苏的旧石器时代”展览，利用创新科技手段生动呈现数万年前的动植物与“河套人”的生活状态。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点位实现智慧科普讲解服务，完成了公园内194处科普标识标牌提升制作，建成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官方网站，植入云游博物馆功能。
在文旅开发方面，鄂尔多斯依托该地区独特的地质地貌、生态景观和文化遗址，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乌审旗提出“一河三园”建设构想：“一河”即萨拉乌苏河乌审旗段，“三园”为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和萨拉乌苏休闲养生精品农业庄园。
萨拉乌苏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地处毛乌素沙地沟壑幽谷地带，整个沟谷弯曲延伸，其间有农田、河流、草地、林木、河谷及坡地灌草等交错分布，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然风貌独特的环境空间。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主要由无定河流域河流湿地及巴图湾水库湖泊湿地组成，是我国少有的沙漠大峡谷湿地，景色优美、动植物种类丰富，享有“大漠碧湖 飞鸟天堂”的美誉。
2022年，乌审旗政府进行文旅经营管理改革，将景区资产交由萨拉乌苏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管理；次年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构建“文旅公司+专业运营团队”的新型合作模式，从“行政化”转变为“企业化”，激活市场效率，通过强化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精细化管理流程、系统地对产品进行重组与开发、持续加强宣传营销等多维度创新举措，实现了游客量与营收的双重增长，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先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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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青铜文明穿越时空再放华光
距今约6500年前，为了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来自中原和关中地区的两支“仰韶文化”先民相继踏上了鄂尔多斯高原。他们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海生不浪文化”。1500年后，来自山西的“杏花文化”先民又来到此地，“永兴店文化”由此诞生。到约3500年前，传承着中原文化基因的朱开沟人已经拥有先进的种植业、家畜养殖业、酿酒业、手工业，鄂尔多斯青铜文明的序章由此展开。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考古遗存中的青铜和金银制品，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色，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早期以朱开沟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晚期以桃红巴拉文化为代表，在造型、装饰纹样和装饰风格方面受到了来自中原和欧亚草原（在造型上明显汲取了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因素）的双重影响；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实用器、兵器、装饰品及车马器四大类，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以动物纹为装饰素材。
伫立羚羊形铜杆头饰-鄂尔多斯地区出土（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供图）
随着游牧部落的扩张和迁移，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遍布我国北方、甚至深入广阔的欧亚大陆。在西汉时期，据传由匈奴冒顿单于发明的青铜鸣镝作为远距离作战杀器威名远播。由此，专注实用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与夏商周时期以礼器为主的中原青铜文化和以神器著称的巴蜀青铜文化，形成了博大璀璨的三大中华青铜文化。
2015年8月，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主楼中间为通高的中厅，上盖半球状的玻璃穹顶，镶嵌有卷云纹金边，从“鹰顶金冠饰”中获得灵感，以现代建筑手法重新解构，形象展现鄂尔多斯特有的青铜文化，成为城市地标性建筑之一。建馆以来，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重心，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深入探索和构建鄂尔多斯多维历史，研究成果集中在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考古、精品陈列、文物珍品等多个方面。
鹰顶金冠饰-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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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通向两千年以后
如果说青铜器见证了游牧与农耕的交融，那么秦直道则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整合。
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西部干冷气候东侵，冰雪覆盖了鄂尔多斯高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耕民族经历了严酷的自然灾害，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不断加强畜牧业，使其从原始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这片土地成为了北方游牧部落活动的主要区域，以南地区则是中原王朝的粮食产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由此衍生而来的风俗习惯在这里碰撞、交融。于是，鄂尔多斯高原成了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前沿阵地。
战国时期，赵、魏、秦、义渠、林胡、楼烦等势力在此地展开激烈争夺。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公元前214年，河套地区（即“河南地”）就此归入秦王朝版图。此后，秦朝陆续向此地大量移民，采取重农政策，当地农业经济迅速发展，鄂尔多斯地区因此被称为“新秦中”。
此时，阻止匈奴铁骑南下侵袭的现实需求和空前强大的国力将一项旷世奇伟的工程提上了日程——修筑长城。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与蒙恬筑长城”。蒙恬还接到了另一个命令，修筑从国都咸阳直通北方边塞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以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北凉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为起点，一路向北至今包头市麻池古城的九原郡。
秦长城和秦直道的修筑，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北方边疆的有效控制，保护了河套及阴山地区百姓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也给中原地区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同时，沿线许多关口成为了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系统开展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并逐渐发展成为重要城镇。
秦直道遗址东胜段（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供图）
鄂尔多斯市境内秦直道遗址全长约74.5公里，2006年5月，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此为基础，鄂尔多斯市建成国家4A级大秦直道文化旅游区，规划占地面积为10平方公里，以秦直道文化为主题，整体布局为“一道、两楼、三区”。“一道”即模拟秦直道，“两楼”为甘泉宫和九原郡城楼，“三区”为秦汉边塞文化区、匈奴故地文化区、秦直道演艺广场区。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以秦直道鄂尔多斯段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为蓝本，拟利用先进数字技术打造《秦直道史诗•MR时空之旅》，通过虚拟现实（VR）大空间定位+三维全景场景建模＋动态粒子特效＋多角色AI交互，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秦直道鄂尔多斯段所发生的重要历史故事，如蒙恬修路、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等，生动再现尘封千年的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以及这条草原丝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光辉史诗，是鄂尔多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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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敦煌”保护和研究工作成果斐然
秦二世而亡，匈奴趁楚汉相争、北方空虚渡河南下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公元前127年，卫青出兵收复“河南地”（即河套地区）。不久，汉武帝下诏，在此地修筑朔方城，设朔方郡和五原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此定居，陆续修复了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从此，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解除。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领兵与漠南、漠北匈奴决战。经此一役，匈奴不得不远遁漠西，促成了两千年前那场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亚欧民族大迁徙。
在东汉乱亡后长达三百年里，匈奴、鲜卑、氐、突厥等游牧部族活跃在此地，直到隋唐定鼎天下，这片土地在激荡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又一次民族和文化融合，成为中原王朝与漠北突厥、回鹘进行交流和贸易的重要基地。到吐蕃兴起、河西走廊通道受阻，鄂尔多斯地区成为连接中原与塞北甚至中亚、西亚地区贸易通道的必经之路。
在辽、宋、夏、金等政权并立的时代，契丹、党项和蒙古等部族在此地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角逐。西夏鼎盛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处于西夏政权实际控制下，东北部属辽，东南小部分地区受北宋管辖。西夏曾在交界处设立“榷场”，与宋进行马匹、盐、粮等大宗贸易。全世界唯一的草原石窟群——阿尔寨石窟便开凿于西夏（注：另有学者判断开凿于北魏中期），在元朝达到鼎盛。
阿尔寨石窟（鄂托克旗委宣传部供图）
“阿尔寨”为蒙古语，意为“平地突起的地方”。成吉思汗整合蒙古各部势力，从1205至1227年，6次发兵攻打西夏，留下了关于成吉思汗与阿尔寨石窟的传说——相传，1226年，64岁的成吉思汗曾在此处养伤。
在今鄂托克旗境内伫立着一座马蹄形红砂岩小山，山顶海拔1460米，山体四周共发现有65座石窟，石窟壁画500余平方米，25座浮雕石塔，以及多处晚期的梵文、藏文雕刻，在山顶上有3处11座建筑遗址、山下5座遗址和4座塔基遗址。作为全球绝无仅有的草原石窟群，阿尔寨石窟是一座集寺庙、石窟建筑、摩崖石刻造像、壁画、雕塑为一体的艺术宝库；同时，它也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寺，兼具礼佛与祭祀双重功能；更是由回鹘蒙古文、梵文、藏文榜题、八思巴文书写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阿尔寨石窟是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史料，被誉为“草原敦煌”，1978年被列为旗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3月2日，国务院特批阿尔寨石窟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鄂尔多斯博物馆组织专业团队对阿尔寨石窟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5幅完整的元代唐卡，保存至今仍颜色鲜艳，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05年，对第66号、第67号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元代铜灯、铜碗、陶金刚范等文物。
为了更好保护和开发阿尔寨石窟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至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鄂尔多斯相关部门连续三年对阿尔寨石窟顶部建筑基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从建筑特征及出土文物分析，5、6号建筑基址为西夏时期的寺庙建筑基址；3、4号建筑基址是在原有元代建筑的基础上，二次利用形成内蒙古地区明代保存较完整的带回廊式砖木结构的宗教建筑基址，弃于明末，至清代仍在沿用；1、2号建筑基址是元代时期建筑遗址。
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对山顶建筑基址的基本框架，初步明确了部分建筑基址的修建次序、布局构造、功能性质等特点，对其功能分区有清晰认知，对历史沿革提供了一份新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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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白室”到“草原秘境 多彩成陵”
1227年，成吉思汗终倒在了最后一次攻打西夏的战场上。按照当时蒙古族的萨满信仰，成吉思汗去世后，建立祭祀他和夫人遗物的八顶白色宫帐，即“八白室”（又称“八白宫”），由精锐的达尔扈特部、鄂尔多斯部卫队世代守护。
为躲避战乱，达尔扈特部、鄂尔多斯部带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辗转于蒙古高原，大约在15世纪后半叶进入河套地区，他们定居的宝日陶亥因部落得名“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陵（伊金霍洛旗委宣传部供图）
1956年5月，成吉思汗陵园（以下简称“成陵”）落成，坐落于伊金霍洛旗甘德尔山梁之上，北邻巴音昌呼格草原。传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经过此地，感叹这里是“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
1982年，成陵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2月，成陵旅游区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成立；2010年，成功申报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鄂尔多斯市坚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在成陵的基础上，构建了以非遗保护区、历史文化区、民俗文化区、草原观光区、休闲度假区五大功能区域，形成34处特色文化旅游景点，通过数字化沉浸、品牌演艺升级等举措，不断丰富和提升游客体验，先后获得全国百家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多项殊荣。
近年来，成陵旅游区全面推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整改提升工程，维修改善了铁马金帐、气壮山河等景点；实施智慧景区提升改造工程，部署智慧停车场、大数据管理平台和多语言智能导览系统；建成旅游动线导览项目，以更直观的方式为游客提供景点介绍、线路策划和旅游推介等服务；作为国家级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制订并执行旅游服务标准化流程，推动服务与智慧管理深度融合。在严格保护文物与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动从单一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型升级，有效强化了“草原秘境 多彩成陵”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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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图湾记录着红色鄂尔多斯的“十个第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屈辱卖国，为了应付巨额战争赔款、镇压各地起义，对内横征暴敛，在内蒙古地区大肆搜刮驼马银两。1858年，乌审旗牧民首先发起了反对暴政和苛捐杂税、兵差徭役的独贵龙运动。“独贵龙”源于蒙古语“多归那拉”，意为“圆圈”，因成员集会时围坐成圆圈，共同讨论和进行决议，以示地位平等。
1922年，札萨克旗“独贵龙”首领旺丹尼玛开始与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接触，准备为蒙古族的解放事业积蓄力量。乌审旗无定河镇巴图湾村，是中国共产党在乌审旗开展早期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进入陕北后在内蒙古开展革命斗争的切入点，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1925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西乌审革命根据地，带领各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不畏艰险、英勇斗争，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作出了先导性贡献，乌兰夫、宋任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诞生了乌审旗牧民赴延安、赠送小青马、参加芦河保卫战等感人故事，留下了纳林河党小组、中共乌审旗委办公旧址、民兵检查站等45处革命旧址，是鄂尔多斯红色革命最早、红色资源最富集的地区。鄂尔多斯地区党建和革命史上的“十个第一”均在巴图湾及周边地区诞生、成长：
鄂尔多斯第一批中共党员（谷奇峰等）；
第一个中共党小组（纳林河党小组）；
第一个旗县级党工委（中共乌审旗工委）；
第一个党支部（掌高图党支部）；
第一个乡党委（巴图湾乡党委）；
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政权（巴图湾苏维埃乡政府）；
第一支党领导的起义革命的蒙古民族武装（乌审旗保安队伍）；
第一个党领导的民族轻工业生产厂（乌审旗蒙汉抗敌联合会毛织厂）；
第一所党领导的蒙汉小学（乌审旗蒙汉抗敌联合会蒙汉小学）；
第一个和平起义后的旗级人民自治政权（乌审旗人民自治政府）。
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乌审旗委宣传部供图）
依托丰厚的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初心，2023年7月，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全面建成并正式运营，规划面积8.92平方公里，形成“一镇三馆多点”格局，旨在打造集红色教育、党性锻炼、文旅融合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
“三馆”为乌审旗革命故事讲习馆、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党史教育馆、乌审旗生态文明展馆；“多点”即纳林河党小组谷家湾旧址、中共乌审旗委办公旧址、巴图湾民兵检查站等。核心场馆讲习馆展陈面积1228平方米，通过22个革命故事、98位人物事迹，运用场景复原、多媒体技术等生动展现乌审旗革命历史；教育馆以党性教育为主线，系统展示鄂尔多斯地区党史与革命历程；生态文明展馆聚焦乌审旗治沙成果与生态建设，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生态之绿”结合“革命之红”，打造互补型的文博场馆综合体系；配套设施星火广场、讲习堂（可容纳120人）、红色图书馆、游客服务中心等，全面保障研学、会议与接待需求。
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创新推出四大特色研学课程——《践行绿色发展厚植生态底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追溯红色记忆共绘“红绿”蓝图》《用好红色文化“软实力”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红流逐浪无定河》等多种体验项目；开展“红韵巴图湾纸墨非遗情”蒙陕剪纸书法交流采风、“小小石榴籽，追寻红色梦”青少年研学实践、“红色故事大家讲”互动教育等特色活动；纳入自治区10条红色研学旅游精品线路。
自运营以来，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累计接待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术机构等社会各界团队1200批、20万余人次，线上宣传矩阵和线下培训班共同发力打造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先后获评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老区精神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全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鄂尔多斯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鄂尔多斯市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旗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育基地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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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川干部学院打造红色基因传承基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批准建立城川蒙民自治区和5个回民自治乡。民族学院于同年诞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担当起了民族团结和教育的历史重任，毛泽东亲笔题词“团结”。1945年至1949年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先后通过电文等方式多次指导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工作，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伊克昭盟地区民族自治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实施、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017年，鄂尔多斯在延安民族学院城川办学旧址上成立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充分利用所在地鄂托克前旗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出多元的教学主题。
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现场讲解（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供图）
如以“团结”为主题的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以“信仰”为主题的阳早寒春三边牧场纪念馆、以“忠诚”为主题的城川红色秘密交通站、以“人民至上”为主题的王震井纪念园、以“有我与无我”精神为主题的滴哨沟战场纪念园、以“同心圆”为主题的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还积极开发市域内其他教学资源，不断拓展培训线路，形成了“立足城川、辐射周边、联动全市”的教培矩阵。
2022年，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跻身全国72家党性教育干部学院。学院确立全国一流党性教育学院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的发展目标，建立起了包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的“一体两翼”课程体系，立足城川、辐射周边、覆盖全市；开展跨区域师资交流，与知名院校合作共建，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讲述草原儿女心向党的历史，展现各族人民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伟大实践。
延伸阅读一
揭开“河套人”的神秘面纱
1922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对宁夏地区进行广泛的古生物考察时，在鄂托克旗（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一带，听当地的牧民说，在鄂托克旗与乌审旗交界的萨拉乌苏河地区经常能够捡到“土龙骨”。这个消息使他倍感兴奋，于是从城川昼夜兼程来到了大沟湾地区。
萨拉乌苏遗址全景图（乌审旗委宣传部供图）
在当地牧民们的帮助下，桑志华很快便采集和挖掘到许多石器以及一些古动物的碎骨化石。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组成考察队，再一次来到萨拉乌苏河地区，他们共清理出200多件打制的石制品、骨角制品和大量的破碎动物骨头，并将这些考察发现带到了天津的北疆博物院。
在整理1923年萨拉乌苏考察资料时，他们偶然在一枚鸟蛋里发现一颗人牙形化石。这个发现使他们既兴奋又忐忑，萨拉乌苏河地区有着许多当地居民的坟墓，并且也发生过上层黄土向下塌陷的现象，那么，这会不会是一枚现代人的牙齿？为了解开谜团，他们找到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加拿大人类学权威步达生，经其辨认，确定这是一枚远古时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而且属于一位年纪在7到8岁小男孩的左侧上门齿，他们将这枚牙齿命名为“鄂尔多斯牙齿”。
河套人牙齿（乌审旗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局提供）
这一发现令人震惊，因为这一枚小小的人类牙齿作为“亚洲迄今已知的第一件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骸”掀开了亚洲地区人类起源新篇章。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1927年，消息一经见报，震惊中外学界。
河套人顶骨（乌审旗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局提供）
1945年，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将包括宁夏水洞沟遗址和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命名为“河套人”及“河套文化”。“河套人”的命名主要借用了广义的“河套”概念，包括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吕梁山以西、明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
为了揭开“河套人”的神秘面纱，数十年来，汪宇平、吴汝康、裴文中、董光荣、贾兰坡、李保生、陈福友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做了大量扎实的科研工作。“河套人”的故事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截至2023年底，共有25位“河套人”站在了台前。“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其体质特征很接近现代黄色人种，同时保留着一定原始特征，男性身高可能达到了161.8厘米，比时代略晚的山顶洞人要矮一些，比广西发现的柳江人和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高一些，他们世代生活在萨拉乌苏河附近，当时河水清澈、林草茂盛，湖泊星罗棋布；动物种类繁多，既是“河套人”的生活伙伴，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河套人”穿着鹿皮，在河两岸搭起用兽皮遮盖的帐篷。白天时，男人们出去狩猎、捕鱼，女人们到森林里采摘野果、挖掘根茎，或是在帐篷前收拾皮毛、缝制衣物。夜幕降临时，人们围坐在篝火旁烧烤，啃光肉后，还会用石头砸开骨头、吸食骨髓，最后剩下的骨头丢进火堆，油脂使篝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勤劳的“河套人”已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具有了高度认知与开发利用能力，他们会沿河跋涉寻找合适的石料以制作工具——把石块打成石片、加工成锋利的矛头和刮削器，以便狩猎和切割肉类时使用。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射箭石镞就是“河套人制造”。
此外，“河套人”还收集动物骨头制成工具，比如把鹿的肢骨或肋骨加工成具有穿刺功能的矛头或者捕鱼用的鱼镖。他们还把鱼骨和兽牙串成项链佩戴，展现了鄂尔多斯高原远古先民的审美观念。从其社会形态来看，“河套人”正由原始群落向母系社会过渡，女性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社会物资的支配者。
“河套人”的世界还有太多疑问有待解开，时至今日，学者们仍在进行着不懈努力。
延伸阅读二
中华各民族交融的“草原敦煌”
鄂尔多斯高原西部，一马平川、绿草如毯，一座棕红色的平顶小山包矗立在此，这就是中国长城以北乃至全世界唯一的草原石窟群——阿尔寨石窟。“阿尔寨”为蒙古语，指“平地突起的地方”。因石山顶部建有庙宇，又名为“苏米图阿尔寨”，意为“有庙而突起的地方”。传说这里有108眼石窟，因此又名“百眼窑”。
阿尔寨石窟一景。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阿尔寨石窟最初开凿于什么年代？大致有三种观点，分别为：一是元代或更晚些；二是西夏或更早些；三是始于北魏，经历了北魏、西夏、宋元、明朝四个时期。
有学者指出，一些洞窟建筑有中心柱，这种形制是北魏时期的中心塔柱石窟典型的建筑风格，即使不是北魏时期开凿，至少也受到北魏石窟的影响，反映了阿尔寨石窟与中国其他石窟艺术的交融。也有学者认为，阿尔寨石窟最早开凿于西夏时期，八瓣莲花藻井是西夏最具代表性的石窟装饰元素。
阿尔寨石窟真实描绘与记录了各族人民相互交融与友好相处的历史情况，是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之作，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见证和载体，是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实物，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首先，石窟建筑形制与装饰艺术体现出多宗教、多民族文化的共融发展，是西夏、蒙元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典型代表。
阿尔寨石窟共有14座石窟中绘制有壁画，先用掺麦秸或羊毛的黏土将洞窟墙壁抹平，然后用白垩粉涂白，再施以彩绘；色彩多为绿、黑、白、红等色，颜料为石青、石绿、白灰、朱砂等天然矿物质，经久不褪色；部分石窟壁画中绘有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如第33号窟中，绘有巨幅壁画《渡河图》，这幅元朝时期的山水壁画，运用了中华水墨薄彩的表现艺术，构图为散点透视。在壁画最上部，绘有神佛，周围绘有树木、兰、竹、花、鸟、兔、鹿等动物，境界祥和神奇。壁画描绘了罗列的山峰和竞相赶渡的西夏官兵。这是中原汉文化在北方草原地区石窟中，将现实生活、宗教文化、壁画艺术结合的典范。
阿尔寨石窟壁画。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其二，阿尔寨石窟延伸了中国北方石窟寺开凿史。
阿尔寨石窟是北方草原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寺建筑群，前后延绵近1300年，是中国长城以北草原地区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寺遗址，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石窟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阿尔寨石窟地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点段和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其石窟布局、窟形、壁画绘画方式及题材等与敦煌一脉相承，是敦煌文化艺术沿丝绸之路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延伸，同时也是东印度波罗王朝艺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敦煌到达草原，在中国继续延伸、发展、融合的重要见证与历史反映。
其三，阿尔寨石窟为研究蒙古历史（尤其是佛教发展史）、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提供了难得的珍贵形象史料。
其多数的壁画是辽宋夏金元时期藏传佛教题材。如第28号窟的密宗金刚护法神图，以金刚护法神为主体、身后背光、头发挽髻、法相威严、手持宝器、怀抱明妃，左腿弯曲、右腿伸展，脚踏牛魔或群妖，为藏传佛教密宗的典型内容。
有学者认为，第28号窟可能为成吉思汗家族受祭图。画幅长120厘米，宽50厘米，场面恢宏，共有大小人物上百人，共分4组。受祭的家族人物共8人，成吉思汗盘腿居中而坐，形体魁伟，头戴四方瓦楞帽，身着盛装蒙古礼服。在他的左侧绘原配孛儿帖皇后，身着质孙服盛装、头戴尖顶冠。在他的右侧绘有身着质孙服的也遂皇后和也速干皇后。右侧勾勒出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分别为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人双手合十，毕恭毕敬。
壁画左右两侧绘各色人物数十人，有官吏和平民牵着骆驼和马匹从远方赶来。众多人物身后红色桌形的阿尔寨石窟、山上的寺院和白塔，还矗立在山顶上。整幅壁画生动传神、庄严肃穆，将成吉思汗与草原宝藏阿尔寨石窟密切地联系起来。
第30号窟主龛左侧的《各民族僧俗人等礼佛图》，描绘了蒙藏汉各族僧众聚集聆听藏传佛教萨迦派国师八思巴讲授佛法的场景，反映了元代的民族、宗教融合状况。画中，国师八思巴头戴萨迦派法王帽，双手于胸前结禅定印，跏趺坐于卡垫之上。前排高僧均身披僧衣，双手合十虔诚膜拜。画中梵人、藏人、蒙古人及僧众人物超过百人。近处人物分5排站于山中，远处人物分4排站于山间，均肃立注目。
其四，阿尔寨石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一处遗址，是研究北方草原各历史时期弥足珍贵的形象史料。其书写时代约为元代初期至北元时期，是研究中世纪古蒙古语及了解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蒙古族佛教文学、蒙古族藏蒙翻译史等的珍贵文字史料。
除藏传佛教内容外，在元代壁画中，发现题有藏文题记和回鹘蒙文、梵文榜题的多幅壁画。这些壁画以方形网格将壁画分成若干方格，方格之间留一宽栏，上面整齐地书写着回鹘蒙古文榜题，内容有赞礼佛的颂诗，也有回鹘蒙古文“红”“绿”“蓝”等字，是画师上色彩前标注的颜色记号字。这些壁画都是掌握高超绘画艺术的蒙古族和汉族画师绘制而成的。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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