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中华文明踏浪而行的壮丽诗篇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黑马之姿出圈，成为今年的现象级影片，截至6月10日票房已突破16.5亿元。影片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望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侨批这一特殊家书和“下南洋”移民潮为更多人所知。
“下南洋”，在闽粤方言中称“过番”，指代中国东南民众迁徙到东南亚的移民潮。其不仅仅是在潮汕地区，也是当年福州、闽南、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百姓，为了生存与希望，义无反顾地奔向茫茫大海的集体记忆。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本文由瞭望智库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福建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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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谋生，百年浪潮
东南亚与我国山水相连，自古便是东南沿海地区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秦汉时期，即有海商进入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时期，中国海商遍布东南亚沿海地区，人员往来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朝中后期，明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中国人依然有增无减，但真正规模巨大并影响至今的，则是近代以来被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南洋包括今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多个国家。在中国文献中，这一地区曾先后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清代泛称“南洋”。
之所以“下南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此后数百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和殖民地。此后，殖民者为开发种植园、矿山和港口，在19世纪陆续放宽华工输入限制，并通过招工机构吸引华人前往东南亚谋生。
以闽粤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海上贸易频繁、对外移民活跃。在唐朝，泉州、漳州、潮州、广州就已是繁华港口，至宋元更是盛极一时，成为东亚海洋贸易的中心或重镇。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压制，其间偶有一定规模开放，但长期海禁和封闭政策并没有消除闽粤人向外讨生活的传统，对外贸易和人口流出一直在以地下或半地下的形式顽强存在。至鸦片战争前，“下南洋”的经商谋生者在东南亚已超过150万人。
清朝中后期，中国人口出现历史性的巨大增长。康熙末年，全国人口约1亿人，乾隆末年突破3亿人，道光时期达到4亿人，而耕地增长却远远赶不上人口增加。特别是在山地多、耕地少的福建、广东等地区，人均土地更是奇少，很多家庭几代同堂，仅靠几亩薄田，根本无法谋生，这是当地民众大规模出洋谋生的根本原因。
晚清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应募者要订立契约，名为“契约华工”，俗称“猪仔”或“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一个新时期，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
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各国纷纷设立招工公所。各类洋行、公所通过雇佣所谓“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当时，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数十年间，有大约200万华工出洋，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的矿山。
纪录片《下南洋》截图。
“猪仔馆”和船主对华工施加非人待遇，引发了大范围的华工反抗与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从名义上终结了“苦力”贸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二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是“下南洋”的高峰时期。
20世纪前期，国内时局动荡，而东南亚各地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业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获得空前发展，急需熟练劳工。仅1922-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二战期间，日军入侵东南亚，大量华人回流国内。二战后，前往东南亚的华人数量大幅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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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漫漫，艰难困苦
清代出现的多次移民浪潮，如“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等，均属于国内移民，而“下南洋”“闯金山”（到美洲开矿筑路）是跨出国门的移民潮，其长路漫漫，充满了血泪辛酸。
在当时的朝廷看来，迁居海外无异“弃绝王化”，不仅禁止，对回国者也要严加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是在清光绪三年（1877年）任命华侨领袖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并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式废除限制华侨出洋和回国的相关禁令。
早期移民偷渡出洋，除面对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路途艰险令船只随时有倾覆危险。到了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贩运华工的船只更是被称为“移动地狱”。
中央电视台2013年播出的纪录片《下南洋》就展现了这一段血泪史：
*澳门曾是中国最大的“猪仔”集散地。“猪仔”这个称呼，最早就出现在《澳门记略》，里面记录了劳工们被运出国之前的景象。他们常常被成群地关在一起，食物也被装在一个大盆里，只能像猪仔一样围着盆抢食。
*1852到1858年，汕头运出“猪仔”4万人，其中有8000人在未开船前即遭虐死，多被弃尸海滩。上了船的华工，每人只有一尺之地，经常遭到鞭打，在漫长的海途中，舱门紧闭、疫病流行。
*抵达南洋后，华工又要接受新一轮的筛选——用硫磺水沐浴。一旦有人在刺激下发烧，就被送进挤满了感染霍乱、疟疾病人的监狱式房间。最终挺下来的人，会得到一张允许居留的纸。但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苦难的开始。
到岸后，华工既要克服难以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还会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盘剥。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开发，但又对华人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充满担忧，因而有意抑制华人权益，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殖民势力消退后，情况虽有所改善，可一旦当地出现动荡，华人往往又成为掠夺的对象。
为了阻挠中国文化在南洋各地的传播，不少侨居地政府还禁止华文图书入境，并开始对当地华文学校予以种种限制：华文教员入境后必须在当地政府领取“执教准字”，每年到当地政府签押一次，“逾期未画号，则该暂居字被视为废纸”；甚至禁止华文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一旦发现违规就立即解散学校。《给阿嬷的情书》中，木生为孩子们组织华文班遭举报，便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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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业，贡献巨大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地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东南亚的近现代历史是土著族群与华人共同书写的。一些华人成为当地的开拓者，甚至建立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构和组织。
广东梅州人罗芳伯（原名罗芳柏），清乾隆三十年（1772年）科举不第后前往“婆罗洲”（现加里曼丹岛）创业，并逐渐成为农业组织兰芳会的首领。1777年，兰芳公司成立，辖地纵横数百里，覆盖民众11万。荷兰学者高延在研究中认为，兰芳公司构建了一个没有国王的执政组织，并称其为“兰芳共和国”。历史学家、客家学创建者罗香林则将“兰芳共和国”称为近代世界的第一个共和国。
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在“兰芳”本身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共和国”这一说法。华裔海外历史学家王赓武就提出：“（兰芳）没有国王也没有官，都是工作人，平时各做各的生意，合作起来就是抵抗外来者的力量。”纪录片《下南洋》对此感慨道：“兰芳共和可能是虚幻的，但包含在其中的一个文化、一个民族、一个文明走向现代的巨大渴望，却是真实的。”
白手起家、筚路蓝缕是华人在南洋创业的底色。坐落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诗巫，曾走兽横行、人迹罕至，即使到20世纪初，也只有30多家简陋的小店铺。福建闽清人黄乃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通缉，便决意前往南洋寻找净土，最终选定了诗巫。1900年到1902年，他先后招募了1118名福建同乡拓荒开垦，让其成为有保障的“海外团体契约劳工”。此后，源源不断的福建同乡前往诗巫，那里也被称为“新福州”。华人开垦之后，诗巫便成为各垦场的中心地，农业生产日增，商业也兴旺起来，很快发展成为当地第二大现代化都市。
开拓、冒险、重商、团结的精神，驱动着漂泊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艰苦创业。华人历经艰辛，为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海外迁徙，“下南洋”不是孤立的谋生迁徙，而是把中国东南沿海的宗族、信仰、方言、饮食、生产技术、商业智慧等带到了东南亚，在当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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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侨批，深情往事
连接家乡故土与海外华人，侨批的故事最多。侨批又叫银信、番批、外洋银书等，曾是侨胞与亲人之间寄送银钱与家书的综合载体。当时，由于“华侨出国其始多属只身前往，无力携眷同行，故眷属多留家乡”。在那个通信和交通极为不便的年代，无论身处何方，华侨总会写封家书、寄些银两、报个平安，对家眷和故土的思念大都只能化作薄薄数纸。
这一封封饱含辛酸、眷恋、希望和思念的侨批，或委托返乡的亲友，或通过从事贸易的商号、船行、轮船公司，或通过批信局、水客等渠道，凝聚成海内外华侨华人与国内侨眷之间血缘与地缘、精神与物质的坚强纽带。
在那个年代，许多华侨不识字，要么就画一个符号，要么请当地“批脚”代写家信，或委托返乡的水客带一个口信、捎一句话。没有薪金收入或入不敷出的华侨，为了寄递侨批甚至向同乡、水客、银信局和银行借贷。1941年，从英属马来亚、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汇入汕头的侨批中，分别有70%、60%、40%和10%来自借贷。
一纸家书抵万金，鸿雁道出平安字。“故国侨眷、海外游子系念音息，怅望云天，南北同概，偶有‘洋船’到步，辄趋之问讯，不计及‘番批’曾否附寄洋钿，收受均呈欢忭雀跃”，成了当年海外华侨和国内侨眷向往“侨批”的真实写照。
在海外华侨中，除极少数带着自己的血汗积累回国外，绝大多数一去不复返，音信全无，国内侨乡就出现了大批跨国留守妇女群体。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留在故土勤劳顾家的阿嬷淑柔，便是万千留守妇女中的一员。每逢外洋轮船到埠，这些留守妇女便涌向码头，但往往却是“归帆已到夕阳落，数尽归侨不见君”，无奈继续独守空房，过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孤寂生活。当时，海内外报刊天天刊登各种“寻夫启事”。抗战胜利后，留守妇女只身前往南洋寻夫的悲壮场面更是多次上演。
5月20日，市民在位于深圳的《给阿嬷的情书》主题街区驻足留影。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侨批千千万，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更有爱国担当。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海外侨胞就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抗美援朝，海外侨胞同样积极捐款捐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后展示的侨批中，暹罗华侨许泽溥随信寄上100港元支援前线，信封上就写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上亿元的侨汇为国家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更是离不开海外侨胞的巨大奉献。“侨批已然成为历史，但侨批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值得一代代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弘扬。”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侨批文物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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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浪而行，生生不息
对于漂泊南洋的华侨而言，乡愁不只是对故土的回望，也是在异乡烟火中，一代代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记忆。海外华人始终保留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
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市街头巷尾，华人餐馆随处可见。始创于1958年的阿祥咖啡店，如今已成为坤甸知名的“打卡地”。店内岭南风格的木质家具与泛黄的老照片相映成趣，招牌上“回味无穷”与“苦尽甘来”几个字，深深承载着数代华人在南洋打拼的绵长记忆。
当地还有一家专门经营菜粿的中餐馆，这款源自潮汕地区的传统美食，在当地被称作“Chai Kue”。它以黏米粉为主料，将白萝卜、芋头等切丝擦碎，辅以虾皮、香菇碎、韭菜等配料裹入皮中。蒸制后的菜粿外皮晶莹剔透、口感软糯滑韧，内馅则鲜香多汁，不仅是华人的心头好，也深深“征服”了当地民众。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杭行认为，中华文明在东南亚的传播，是在适应当地气候与民俗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并与当地文明融合。“下南洋”的华人带去的不仅是劳动力，也包括一整套成熟的中式建筑营造技艺。在陌生而湿热的南洋土地上，他们修建起家乡风格的庙宇和住宅，飞檐、窗棂、雕花与院落之间，寄托着他们对故土的情感记忆。从材料的选择、通风结构的营造，到装饰纹样中融入热带植物元素，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造力。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流播海外、历久不衰，恰恰在于它具有水一般的特质。”一位海外学者说，“它总能在不同的土壤中开辟新的道路，在不断适应与融合中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核。” 文明的印记渗透于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丰富了中华文明海洋文化的意蕴。
从古至今，“海水到处，就有华人”。中国人踏海而来、外展求新的海洋精神从未断绝，航海和经商传统代际相传，生生不息。从汉唐宋元海上贸易、郑和七下西洋，到百万民众“下南洋”、闯世界，中华文明的向洋而行，体现的是开拓探索、创新求变的中华海洋精神和海洋文化。海洋作为中华文明蓬勃兴盛的重要基础，已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共同汇聚成绵延数千年并至今繁荣昌盛的中华文明。
资料来源：
1.刘平.“下南洋”：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辛历史。《北京日报》，2014-03-10
2.张怡晟.赤道线上的乡愁｜新华走笔。《新华每日电讯》，2026-05-22
3.詹奕嘉.《给阿嬷的情书》中国热映 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感动海内外。新华社，2026-05-20
4.蒙启宙.《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的侨批往事。《环球》杂志，2026-05-16
5.纪录片《下南洋》。中央电视台，2013
6.王怡苹、张文奎.一代侨领黄乃裳：南洋“新福州”缔造者。《福建日报》，2025-08-15第07版
7.谭家健.印度尼西亚骈文举隅。《光明日报》，2016-01-15第06版
8.陈凤娣.谱写海洋文明新篇章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23-11-14第06版
9.王凯、李源.深刻认识我国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体现。《人民日报》，2025-03-06第13版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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